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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依据山东地区考的古发掘资料,对山东地区两周时期的积石积炭及膏泥墓葬进行研究,将墓葬具体划分为积石墓、积炭墓、膏泥墓、积石膏泥墓四种类型,并结合其分布地域、时间、发展规律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两周时期积石墓、积炭墓、膏泥墓及积石膏泥墓在山东地区的分布呈现鲜明的地域分布特色,其分布地域与两周时期山东地区齐、鲁、莒莱相对应,而且除积炭墓墓主身份等级较高外,其他墓葬使用者身份参差不齐,仅有用石(膏泥)规模及用量上的差距没有等级要求的限制,说明其他三类墓葬的使用与墓主身份等级没有直接的联系。山东地区;两周时期;墓葬;类型;时空分布就全国范围而言,墓葬中出现积石积炭及膏泥的现象至迟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甚至有些地区墓葬中出现积石积炭、积炭膏泥并用的情况。这与《吕氏春秋・孟冬纪》中“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的记载相符合。对于墓葬中积石积炭及膏泥现象,很早就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如杨爱国先生的《先秦两汉时期陵墓防盗设施略论》[1]和陈显丹先生的《我国古代墓葬的防腐措施》[2]中都谈到了墓葬中积石积炭及封填膏泥的具体用途。黄晓芬先生在《汉墓的考古学》[3]一书中谈到积石积炭墓的出现与春秋战国时代椁墓的形制趋于复杂化有关。并认为积石积炭墓的流行与注重椁墓的密封、隔绝、防腐性有着很大的关系,这种墓葬形制“彻底贯彻实施了封闭型撑墓原理,出现不久就很快在各地的大型墓中推广开来”。在以往的研究中多侧重于全国大范围而较少关注于某一地域[4]。关于山东地区研究也较少见于报导,有基于此,本文试从山东地区考古材料入手,对山东地区两周时期的积石积炭及膏泥墓进行分析研究,理清其发展规律及分布特点,并对其具体功用意义进行探讨,以求对两周时期山东地区文化面貌有所了解。积石积炭及膏泥墓是一泛称,区别开来应细分为七种类型,即:积石墓、积炭墓、膏泥墓、积石积炭墓、积石膏泥墓、积炭膏泥墓、积石积炭积膏泥墓。从山东地区两周时期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山东地区分布有积石墓、积炭墓、膏泥墓、积石膏泥墓、积炭膏泥墓五种情况。积石积炭及膏泥墓在山东地区从出现到其发展演变直至最后的消失存有一定的规律。我们将依据山东地区发现的考古材料对积石墓、积炭墓、膏泥墓、积石膏泥墓、积炭膏泥墓分别进行探讨研究。一、山东地区积石积炭及膏泥墓的考古发掘资料概述(一)积石墓山东地区两周时期的积石墓有,郎家庄M1;东夏庄M3、M4、M5、M6;单家庄M1、M2;相家庄M1、M2、M3、M4、M5、M6;淄河店M1、M2、M3、M67、M80、M81;淄河店M302、M303、M304;安乐店M1;临城M1;孙家徐姚M1;赵家徐姚M1、M2;徐家村M1;国家村M4、M5;国家村花园小区M1、M2、M9、M18、M20;辛店M1;辛店M2;南韩村M2;赵王村墓;董褚墓;齐鲁石化乙烯厂M4、M5、M6;齐故城M5;章丘马安M11;章丘女郎山M1;青州南辛墓;长清岗辛墓;昌乐岳家河M103、M123、M128、M129、M135;长岛王沟墓群。(二)积炭墓山东地区两周时期的积炭墓仅见于曲阜鲁故城乙组M2、M3、M52、M58及滕州庄里西村墓。(三)膏泥墓山东地区两周时期的膏泥墓葬有,沂南西岳庄M1;沂水东河北墓;沂水略疃墓;沂水刘家店子M1;沂水上常庄墓;沂水马兰村墓;沂水埠子村墓;栖霞吕家埠M1、M2;栖霞杏家庄M1、M2、M3;临沂凤凰岭墓;郯城大埠M1;新汶凤凰泉墓群;新泰郭家泉墓群[46];新泰周家庄墓群;莒南大店M1;莒南文疃镇东上涧M1、M2;海洋嘴子前M4、M6;淄博南韩村M8。(四)积石膏泥墓山东地区两周时期的积石膏泥墓葬现仅见有青州西辛战国墓及昌乐岳家河M121。(五)积炭膏泥墓山东地区两周时期的积炭膏泥墓仅见有诸城臧家庄墓一座。二、山东地区积石积炭及膏泥墓时空分布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分析通过对收集的考古发掘资料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山东地区的积石墓、积炭墓、膏泥墓、积石膏泥墓无论从其分布区域还是发展演变规律来看都有各自的特点。(一)积石墓积石墓数量在我们所分析的四种墓葬中所占比例最大,从其空间分布位置来看,其主要集中分布于山东中北部及长岛地区。两周时期山东北部地区主要为齐国统治区域,且墓向以北向为主,所以关于这些积石墓属于齐墓当无疑问。关于长岛地区大量出现积石墓问题,首先从文献记载来看,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记载:“宣公卒,子康公贷立。贷立十四年,淫于酒妇人,不听政。太公乃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齐康公十四年,为公元前319年,时代约当战国早、中期与长岛王沟墓葬所属时代相吻合。其次通过对墓葬中所出土器物分析,我们发现其与临淄齐故城地区同时代墓葬中所出土的器物基本一致。据此我们可以判定长岛王沟墓群当为齐墓。当然在长岛王沟墓葬中也存在有与山东中北部地区墓葬所不同的特点,山东中北部地区积石墓多属于大型墓葬,在中小型墓葬中出现较少,仅在临淄学府花园、淄博南韩村、昌乐岳家河等地见有少量的几座,而在长岛王沟地区积石墓大量出现在中小型墓葬之中。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关键在于长岛王沟地区所处的地理环境,长岛王沟地区地处海岛,用石较之其他地区则更为容易。积石墓中用石多为海卵石,部分墓中出现有海蛎壳也证明积石墓的大量出现在中小型墓葬中当受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所致。从其时间发展来看,山东地区积石墓最早出现于春秋晚期,但其数量相对较少,仅见有临淄齐故城M5、长岛王沟73年发掘的M2、M3、M4及85年发掘的M9几例。进入战国以后,山东地区积石墓呈现出一个迅速发展期,齐国大型墓葬基本上都是积石墓,说明在墓葬中积石护墓的方式已为齐国贵族阶层所普遍接受。(二)积炭墓两周时期山东地区的积炭墓见诸于报导的仅有分布于两个地区的五座墓葬,从其空间分布位置来看,这五座墓葬均处于山东西南部地区,其中的四座墓葬发现于曲阜鲁国故城,另一座发现于滕州西里村墓地。对于积炭墓年代问题上,有不同观点。发掘报告将M2年代定位春秋晚期,M3与M52年代为战国早期,M58为战国中期[5]。崔乐泉先生依据出土陶器判断M3、M52、M58年代为战国中期[6]。王青先生通过将墓中出土铜器与长清仙人台等地墓中出土同类器物进行比较,将M2年代定位战国早期,M3、M4、M5定位战国中期[7]。文章亦采用这种观点。因此,鲁故城这几座墓葬年代为战国早、中期,前后时间延续较为短暂。在对墓葬年代的这一地区在战国早期与中期为鲁国势力范围,这批积炭墓葬为鲁墓当无疑问。(三)膏泥墓山东地区两周时期的膏泥墓葬分布范围较广,北至鲁中山区,南至鲁东南地区,东至山东半岛地区皆有分布。其中大、中型的膏泥墓葬集中分布于鲁东南及山东半岛地区,尤以鲁东南地区最多。关于膏泥墓葬年代问题,从现有的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在膏泥墓葬最早年代问题上存在分歧,大体分为两种说法:一说为春秋早期,一说为西周中晚期,文章采用春秋早期说。以鲁东南地区的东河北墓、沂南西岳庄墓及山东半岛地区的栖霞吕家埠墓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墓葬数量尚少应处于膏泥墓葬的出现阶段。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这一范围为山东地区膏泥墓葬的流行期,无论是墓葬的数量还是出现的区域来讲,都呈现出繁盛景象。战国晚期则为衰落期,除在鲁中地区有零星发现外,其他两个地区皆无发现。关于这批膏泥墓葬的文化属性问题,其中大部分可以得到判定,为以莒、莱为代表的东夷文化墓葬,族属为东夷先民。只有鲁中地区新泰郭家泉、周家庄、新汶凤凰泉,山东半岛地区海洋嘴子前,鲁北地区淄博南韩村M8五地的判断尚有不同,在墓葬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将郭家泉、凤凰泉二地归为鲁墓,周家庄、嘴子前、南韩村M8三地归为齐墓。郭家泉、凤凰泉墓地无论从墓葬形制还是器物组合与曲阜鲁故城内甲组墓葬基本相同,异于鲁故城乙组墓葬。鲁故城甲组墓为殷遗民或东夷土著墓的判断得到普遍认可,所以从族属上讲与鲁东南及山东半岛地区膏泥墓葬墓主族属是相同的。周家庄墓地不仅所处地理位置与郭家泉、凤凰泉基本一致,处于鲁中山区的河谷地带上,地势较为平坦,墓葬年代上与前二者也基本相同,且在有些墓中出土的随葬器物及其组合形式与郭家泉及凤凰泉墓地有很多相似或一致的地方。在78座墓中北向墓41座,约占58%,东向墓有36座,约占41%,这种同一墓地出现不同头向不同葬俗的现象在齐文化范围内呈现一种普遍性,说明齐文化大环境下不同族属人群构成的复杂性。周家庄墓地大范围的使用膏泥的现象迥异于其他地区的齐国墓地,说明其不仅可能是受到郭家泉、凤凰泉等地的影响,还有可能是其居民本身就属于东夷居民。鲁北地区淄博南韩村M8头东向,时代为战国晚期,此时鲁东南、鲁中及山东半岛等地膏泥墓葬已甚为少见,其可能是膏泥墓在齐地北渐的结果。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膏泥墓葬的墓主的族属应多为东夷,但是对于其国别的判断,我们需要结合随葬器物形制、组合等来进行具体判断。(四)积石膏泥墓积石膏泥墓这种在一座墓葬中混合使用两种材料的现象在山东地区发现较少,仅有青州西辛战国墓及昌乐岳家河M121两例。从地域分布来看,两墓地处鲁北地区;从时间年代来看,都属于战国晚期墓葬。通过分析我们认为,积石膏泥墓的出现是鲁北地区在原有积石墓的基础上结合北渐的膏泥墓而发展形成的,形成年代较晚,使用的范围也较小,尚未大范围推广及普遍接受使用。(五)积炭膏泥墓积炭膏泥墓是一种在墓中混合使用积炭与膏泥的墓葬,已知山东地区仅发现臧家庄墓一例,简报上判断其年代为战国中期墓葬,王恩田先生根据墓中出土的铜器组合、具体形制等判断其为战国晚期墓葬。三、积石积炭及膏泥墓葬墓主身份探讨在前文中我们已就墓葬墓主的国别及族属进行了简单的探讨与分析,仅就山东地区而言,积石墓流行于齐文化区;积炭墓仅在鲁文化区有发现;膏泥墓使用范围较前二者广些,但其使用者多属于东夷人,其中又以莒文化区与莱文化区中分布最广;积石膏泥墓出现时间较晚,其流行区域也是齐文化区。以下我们主要就积石积炭及膏泥墓葬墓主身份即所属社会层次及地位进行探讨分析。通过对材料的分析整理我们发现其具有以下特点:1.积石墓及膏泥墓使用范围较广,使用者身份等级参次不齐,既有甲子形大墓也有长方形的小型墓葬。在积石墓中,大型墓葬的积石多见于木椁底部及其四周,用石也比较讲究,成一定的规律定制,而在小型积石墓中积石的使用更具随意性,例如在昌乐岳家河的6座积石墓中出现四种形式的积石结构。在膏泥墓葬中,大型墓葬较小型墓葬膏泥用量大,其只有量的不同没有使用等级的限制。2.积炭墓在山东地区发现较少,所见的5座墓葬中除滕州庄里西村墓尚不明确外,鲁故城内的4座积炭墓均为面积超过100平方的大墓,说明积炭墓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规范,墓中积炭的使用仅限于高级贵族墓葬。3.积石膏泥墓葬在山东地区仅发现两例,青州西辛墓为中字形大墓,昌乐岳家河为长方形小墓,墓中积石与膏泥的使用情况与积石墓及积炭墓相同,只有规格结构及使用量上的不同而没有使用等级上的限制。说明墓中积石膏泥的使用取决于墓葬的规模而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没有直接的联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我们所分析的四种墓葬中除积炭墓只用于高等级贵族墓葬,有等级的限制外,其他三种墓葬的使用仅存在结构或量上的不同,说明其可能仅与墓葬的规模有关而对墓主人的身份等级没有直接的联系。四、结语通过对山东地区两周时期的积石积炭及膏泥墓葬的探讨与研究可以发现,积石墓、积炭墓及膏泥墓在山东地区的分布虽有交织,但其大体还是按照齐、鲁、莒莱来进行分布,这与当时山东地区的实际状况相一致。齐“因其俗,简其礼”,鲁“变其俗,革其礼”,以莒、莱为代表的东夷国家则是顽强的对夷俗夷礼进行传承,这样就形成了两周时期山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三分的局面,奠定起两周时期山东地区的大格局。【参考文献】[1]杨爱国.先秦两汉时期陵墓防盗设施略论[J].考古,1995(5).[2]陈显丹.我国古代墓葬的防腐措施[J].四川文物,1986(1).[3]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M].岳麓书社,2003.[4]田伟.试论两周时期的积石积炭墓[J].中国历史文物,2009(2).[5]山东省文物考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济宁地区文物组,曲阜县文管会.曲阜鲁国故城[M].文物出版社,1982.[6]崔乐泉.山东地区东周考古学文化序列[J].华夏考古,1992(4).[7]王青.海岱地区周代墓葬研究[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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